「雅典伯利」雅典黄金时代(雅典黄金时代末期,涌现出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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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过以之为题,但苦于当时的心态更多是恐慌,意乱中难以动笔。但如今疫情再袭,令我心中不得不产生触动,好在已经积累了一定写作经验,以伯利克里与雅典为例,谈一谈瘟疫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一、伯利克里的权威
伯利克里的生平被记载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出身高贵,尤其是母系,可追溯至建立雅典民主政体的克里斯提尼。
史家们为了神化帝王将相,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往往写一些异象,来表达他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这点在西方古代也不免俗。其母快临盆的时候,梦到自己生下一头狮子。幼年的伯利克里在各方面都是仪表堂堂,只是头颅略长不大相称,所以他差不多所有的画像和雕塑都戴着一顶头盔,工匠们并不愿意把这个缺陷暴露出来。
年轻时的伯利克里本不热衷政治,他忌惮自己的贵族出身,害怕过于活跃而被公民们陶片放逐。令他转变态度的契机在于贵族派的领袖客蒙常年领兵在外,不在雅典,伯利克里鉴于态势有利便投身于民主派中。尽管伯利克里接受过优良的哲学教育,也绝不哗众取宠,但在政治面前,还是要果断地精致利己,讨好平民。
伯利克里在建立权威的路上,先后将两位政敌排挤出去:一个是米太亚德之子(马拉松战役指挥者)客蒙,另一个是米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非史家修昔底德)。此二人在雅典都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客蒙是“雅典帝国”的奠基人,在希波战争之后,仍然率领雅典军队连战连捷,组建提洛同盟,为雅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权势,建立了海上霸权。但他贵族派的立场和对斯巴达的友好逐渐被雅典人厌弃,伯利克里抓住机会,改革传统的战神山议事会,将司法权转移到平民的手中。后来斯巴达发展地震,国内发生奴隶起义,而雅典的增援却被斯巴达人打发了回去,令雅典人颜面扫地,客蒙也被殃及池鱼地放逐。不过随着雅典军事上的失利,伯利克里还是力主将他接回了国,但也不久病死于远征。
修昔底德则是伯利克里执政的主要批评者,此人生平不详,只能只言片语中知道他是客蒙的近亲,同样是贵族派的领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评价他是当时雅典最优秀的政治家:“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他们(另一位是尼西阿斯,远征叙拉古的统帅)不仅是有荣誉的君子,而且是政治家和整个国家的爱国公仆。”对于伯利克里上台后的大兴土木、讨好平民等行为,修昔底德以及贵族派不吝批评。特别是在修建帕特农神庙(代表雅典的全盛)这件事上,他们指责:“全体希腊人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奉献的财富,都被我们肆意浪费在自己的城市,像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全身都打扮起来,用贵重的宝石、雕像和神殿来装饰,把全世界的金钱花光为止。”最后二人发展到势同水火的程度,两者中必有一人被陶片放逐,被伯利克里讨好惯了的公民们当然是将修昔底德放逐走了,整个雅典由伯利克里一家独大。
教科书上的传统观点说伯利克里当政时是雅典民主的黄金时期,但那个时代的人显然不这么认为。伯利克里完全掌控政局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讨好民众,尽管这是走上正轨的举措,但在人们眼中终究是违背了初心。普鲁塔克引用了一段雅典人完全降服于伯利克里的观点:
“城市的税收和贡金连同本身的存亡继绝,他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他可以为城镇筑起石墙,稍有不满立即夷为平地;其他有关条约、联盟、权势、职位、战争、和平,以及他们的财富和成就,莫不如此。”
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认为是伯利克里权威的黄金时代。
二、瘟疫与伯利克里之死
这段黄金时代很不幸,或者说很必然地撞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431BC-404BC)。在史家修昔底德看来,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了拉栖代梦人(斯巴达)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后世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
鉴于斯巴达人在陆地上的无敌,伯利克里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命令所有生活在乡村的雅典人搬进城中,避免与斯巴达陆军正面交锋,而是专注发挥海上的绝对优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他们的不情愿,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独立的城镇中,特别是经历了希波战争后,他们就更不愿意迁徙了,迁徙就意味着抛弃自己的家乡。更糟糕的是,迁进雅典城后,只有少数人能够住进亲戚朋友的家中,大多数人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者是住进神庙中,整座城市突然变得臃肿起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下,正是瘟疫爆发的温床。
这场瘟疫到底起自于哪里,连修昔底德也无从得知,他猜测是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然后传播到埃及与波斯,但终归是突然爆发在雅典(430BC)。本文不细说瘟疫之下的惨状,而是要讲雅典人对伯利克里的愤懑,特别是那些从乡村迁入城中的人。战争和瘟疫同时造成的压力,使得雅典人们开始谴责伯利克里,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说他是造成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他们希望与斯巴达议和,把怒气都发泄到伯利克里身上。
但是大敌当前,人们仍然需要伯利克里的领导,正如他的一段辩解:“如今放弃这个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坦率地说,因为你们维持帝国靠的是一种暴政,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但伯利克里本人却难以维持局面了,普鲁塔克提到他在这段时期先后失去了姐妹、大部分的亲朋好友、还有儿子,连本人都因感染瘟疫而去世(429BC)。伯利克里去世宣告了雅典黄金时代的终结,雅典的国力不仅因为瘟疫蒙受了重创,更因为民粹势力的失控,战争反而不断扩大,致使城邦最终走向衰落。
三、瘟疫之后雅典人的疯狂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瘟疫之后的雅典人并未打算与斯巴达议和,然后重建家园,反而是选择扩大战争,好战程度比瘟疫之前更甚,仿佛就没有经历过瘟疫一样。
第一种主要表现就是加紧对盟友的盘剥。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雅典阵营内部开始有盟友心生退意,因为他们难以承受战争带来的破坏。雅典为了控制盟友软硬兼施,尚能维持铁杆盟友的忠诚。比如雅典对普拉提亚的政治绑架、好言相劝,普拉提亚人的妻子儿女都在雅典当人质,雅典人也请求普拉提亚人不要背盟,因为雅典人从来没有抛弃他们。
至于距离雅典较远的、不那么铁杆的,就索性背叛雅典,而雅典也自然是重拳出击。例如米提列涅(位于上图中的Lesbos岛)在斯巴达的煽动下发起暴动(428BC),他们吐露出了提洛同盟城邦们的心声:“我们的雅典人建立同盟的目的不是要雅典人来奴役希腊人,而是把这些希腊人从波斯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在雅典人公正地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忠心耿耿地追随他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对波斯的敌视愈来愈少,另一方面却力图奴役同盟诸邦,我们便开始恐惧了。……从过去发生的事例中所得到的教训,使我们对于作为盟主的雅典人不能再信任了。”米提列涅作为弱小的城邦当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雅典人的屠刀无济于事。战争的27年间,雅典人要花费相当一部分精力去镇压曾经的盟友。
第二种主要表现是雅典人对小国的弱肉强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十七章的记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的第16年(416BC),雅典入侵米洛斯,雅典使者在陈述中充满了倨傲:“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因为你们屈服了,就可以免遭灭顶之灾;我们不毁灭你们,就可以从你们这里获得利益。”“与你们保持友好关系,那是我们软弱的证据;而你们对我们的仇视,则被认为是我们强大的证明。”“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们的邦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你们只有这一个城邦,它的繁荣或是毁灭,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决定。” 雅典人对待决心抵抗的米洛斯人,也没有一丝的心慈手软,俘获的成年男子全部被处死,妇女、儿童被变卖为奴隶。
第三种主要表现是雅典内部的疯狂与最终的一败涂地。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内部民粹势力抬头,平民领袖高呼战争的口号更受欢迎,而主张议和的贵族们遭到排挤,甚至被推向战场。
平民领袖高呼战争的基础,建立在雅典凭着海上优势赢得的胜利之上。在战争的第七年(425BC),斯巴达再度入侵阿提卡平原,雅典人为扭转局势,占领位于斯巴达后方的派罗斯,并大败前来的斯巴达军,还煽动了斯巴达奴隶起义,是雅典在开战以来的最大成果。
眼见雅典一时处于上风,在战争的第十年(422BC),平民领袖克里昂说服雅典人允许他向色雷斯地区各城市进攻,并寻求斯巴达陆军进行主力决战。安菲波利斯一战将雅典人的自信心摧毁,斯巴达仅仅以阵亡7人的代价取得完胜,克里昂阵亡,但斯巴达军的主帅比拉西达斯也不幸阵亡,斯巴达也感到有些精疲力尽,在雅典贵族派将领尼西阿斯的促成下,双方达成和约,伯罗奔尼撒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但战争双方都没有和平的诚意,特别是雅典。6年零10个月之后,战争再度爆发。雅典人在其中最疯狂的事情,莫过于远征叙拉古了(416BC—414BC,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角),几乎是倾国之力。
在远征前后,雅典人还有两大疯狂行径:(1)将反对远征的尼西阿斯推举为统帅。尼西阿斯认为公民大会的决策过于仓促、肤浅与不合时宜,自身也深受肾病的困扰,难以出任统帅。而且他审时度势道:“最近我们才从大瘟疫和战争中稍稍恢复过来,因而应当大力充实我们的财力和人力,正确的政策是把这些财力和人力用到我们本国和我们自己身上,而不该用到那些祈求我们援助的流亡者身上。”但在疯狂的雅典人面前,这番现实的说辞根本无济于事,相反助长了雅典人的选择,认为谨慎的尼西阿斯更容易带领雅典军队走向胜利。
(2)逮捕狂热支持远征的亚西比德失败,造成了他的叛逃。亚西比德是尼西阿斯的同僚,也是远征的狂热支持者,但雅典人的反复无常让亚西比德差点断送了性命。在远征军出发之前,雅典城内的赫尔墨斯石像一夜之间突然毁坏,亚西比德受到渎神罪的指控,政敌们却要求亚西比德立刻出发,等回国后再接受审判。心不在焉的亚西比德与尼西阿斯矛盾重重,在军事行动上根本不能协调一致。就在此时,亚西比德接到了回国接受审判的消息,他果断抛下军队逃亡,并将雅典军队的行动透露给了叙拉古方,此后流亡于各个国家中。
特别是亚西比德的叛逃,给雅典人的士气带来了巨大打击,指挥权完全归于不愿意打仗的尼西阿斯。尽管尼西阿斯军事才华出众,多次将叙拉古逼入绝境,但他优柔寡断,既错过了完全消灭叙拉古的时机,也错过了将军队带回国的时机。最终雅典人在叙拉古全军覆没,尼西阿斯等将领也遭到杀害。对胜利者叙拉古来说是最大的光荣,对失败者雅典来说,是最大的灾难。尽管雅典与斯巴达继续周旋了10年,但最终的失败无可挽回。
四、结语
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也没有任何一方是正义。但雅典暴露的问题显然更多,瘟疫,是真的能左右历史的发展,成为断送雅典帝国的重要原因。而这场战争,也意味着希腊城邦整体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