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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虹摄库尔斯克
最近热映的电视剧《隐秘的伟大》从旧中国社会中警察这一角度，去展示了民国时期的上海景象，虽然是谍战片，但也能够看到很多旧时代的印迹。
而近年来，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一直是人们在回顾那段时光时议论的中心点，那么民国的黄金十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真的值得让后世歌功颂德吗？
笔者也参照《隐秘的伟大》，从民国时期上海的公共安全角度入手，来展现一下所谓的“黄金十年”到底是什么样子！
图片：民国风近年来受到追捧，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成为很多人的谈资。
笔者采纳的资料来自于美国魏斐德博士（Frederic E. Wakeman Jr.）所著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一书。
因为如果采纳新中国的历史资料，恐怕会被某些民国迷、果粉们认为是有倾向性。还是用美国的资料来讲讲那段时期的上海城市社会治安。
已故的魏斐德博士（1937~2006）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其生前是伯克利大学亚洲学哈斯讲座教授，多年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等职务。他也是西方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
这部《上海警察（1927-1937）》是魏斐德博士的上海警察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笔者也会在有时间的时候，为大家多呈现该三部曲中的一些内容。
图片：已故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博士。
图片：1986年时代周刊介绍魏斐德博士。
在该书第二篇第六章 犯罪和社会控制 中，专门讲到了上世纪20世纪末期上海的治安形势。
20年代后期，由于新的犯罪形式如开场赌博、卖淫嫖娼活动的盛行，上海的犯罪率直线上升。
民国时期的上海犯罪现象相当猖獗，一位中国评论员在1929年指出：“看看当地的新闻，充斥着绑票、抢劫和暗杀。”
而在1928年9月29日这一天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就刊登了24篇文章关于各种各样的犯罪：《警察在街头击毙两名亡命徒》《刑场——27人将被处死，内有1名女性》《太阳珠宝店抢劫案》《三名身穿制度的强盗抢劫司机》《劫匪拒捕受伤》《外国妇女遭枪击：在租界内为抢包者所伤》《受雇杀手被杀：警察抓获两名从犯》等等。
图片：1928年上海街头杂耍艺人。
尽管当时受到最广泛谴责的是杀人案，但在20年代末的上海最严重的还是盗窃和抢劫财务案件。而绑票，被当时的中国警察视为抢劫和敲诈之间的一种犯罪，也困扰了上海长达二十余年。
在20世纪10~20年代，大多数绑票犯罪的受害者是年轻女性，绑架他们的是具有复杂关系网的匪帮，他们有严密防卫的藏“票”地方，并有中间人将她们卖给妓院——此时，人被当作物品一样卖掉。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绑匪的首选目标已经是有钱的生意人和他们的子女。
图片：上海南京路旧景。
图片：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小赌馆林立。
魏斐德博士写道：绑架现象在1929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上海的所有特点中最显著的是绑架之多……在上海，几乎天天都有绑架事件发生，市政当局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绑匪一般将受害者蒙上眼睛，接着驱车送到事先安排的地方，而受害者的佣人（保镖）往往是犯罪团伙的同谋。然后，绑匪们向受害者的家属勒索赎金。如果报警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1930年7月到1931年6月一年期间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成立于1927年7月22日，合并了此前的淞沪警察厅）仅收到10次绑架案件的报案。而新闻媒体则充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绑架案的报道。
1929年3月下旬到6月下旬，上海就至少发生了15件预谋或成功的绑架案。
3月23日，徐家汇徐盛泰营造厂老板的儿子，37岁的徐盛章，险些被绑架。
5天后，华大银行经理又差点落入绑匪之手，警觉的法国巡捕房（法租界、公共租界的警政机构）探目抓住了罪犯。
图片：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3名警督。
4月1日晚上9点，江西省财政厅长胡思义被绑架。
2天后，会德丰驳船行的中国主管在租界被绑架。
4月4日晚6点，祥茂洋行的买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陈炳谦的第二个儿子被4名歹徒绑架，还打伤了司机，连汽车一起抢走。
4月7日晚，河南籍军官李生春和妻子在从恩派亚影剧院回来的黄包车上虎口脱险，摆脱了一群持枪劫匪。
图片：民国坐黄包车很容易被绑架。
第2天早上8点，58岁的宁波人，汇德丰贸易行买办李久梅被3名歹徒用枪逼着坐进一辆福特汽车开走了。
不到2小时，同样的故事又在沙逊洋行买办、金融家吴声远的27岁儿子吴志成身上重演。
4月11日，暴徒们试图绑架曾捐大片土地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朱葆三，并打死了一名白俄保镖。
一周后，当苏州商人吴梅生从公共浴室洗澡出来的时候，刚要踏进他的灰色奥斯丁轿车时，4名歹徒持枪将其逼入后座，并将司机扔出车外，连人带车消失在夜色中。
13天后，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经历在他的车里遭绑架时被枪杀。
图片：公共租界华洋巡捕合影。
不到三个礼拜，著名炼油厂老板朱静安的儿子和侄子同时被绑架。
最后，在6月13日到15日期间，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张君劢被绑架，后来经他弟弟通过杜月笙的干预，才于3周后被释放。
从魏斐德博士收集的这些案例来看，上海特别市的治安简直是糟糕到了透顶。
而不仅仅是治安形势，还是贫困、饥荒带来的死亡。
魏斐德博士指出，在20年代的上海，警察每年要处理2万多具各种各样的非正常死亡尸体。
1930年，华北大饥荒的第三年，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街头，共发现了3.6万余具尸体。这些尸体中占比最大的是婴儿尸体。
图片：1936年的上海警察和一队美国水手。
以上是魏斐德博士专著中反映的上世纪20~30年代那所谓的“黄金十年”时上海特别市的治安状态，这还只是社会的一角，但可以看到当时的真实上海滩！
这样的“黄金十年”真的就是那些人吹嘘着让你去留念忘怀的时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