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军统」民国黄金大案(轰动民国的大案)

最近很多人在问「金元军统」民国黄金大案(轰动民国的大案)，今天神州网就「金元军统」民国黄金大案(轰动民国的大案)展开分析。

1945年11月26日，贪污中国60公斤黄金后，美国中校艾文思以家庭因素为由，匆匆赴上海美军总部办理退伍。

二排右一可能是艾文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10月25日，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回祖国版图。

艾文思自以为瞒天过海，殊不知，中国有句老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艾文思离开台湾之时，正值日军人心惶惶、濒临遣返或受审之际；「日本黄金」的传闻，却逐渐从日军总部传出。

另外，上海外滩发生的一件“奇怪金元”事件也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重视。

这是一件什么“奇怪”的金元呢？

1945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位名叫郑仁沅的人在上海中央商场闲逛，他是一位古董鉴定师，更是一位收藏家，在那时的上海滩有一定的名气。在他经过一家钱币摊时，与其熟识的摊主老冯唤住郑仁沅，说他最近偶然收进一枚金元，想请郑老板鉴别一下是什么玩意儿。

正面铸有“福”字，背面铸‘24K’，‘1000’字样。郑仁沅一看，大吃一惊，这种金元，他不但从没见到过，而且连听也没听说过。

这枚金元币比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铜元稍大，而银元略小。

价钱不是问题，郑仁沅果断买下这枚金元。

郑仁沅把金元拿回家反复研究。

反面的“1000”是啥意思？代表金额？还是代表制造番号？

为啥没有银行名称？

而从正面的“福”字来看，这应该是中国产品。

从其成色和铸造水平来看，郑仁沅判断这应该是近年制造的产品。

可是，其用途就没法判断了，说它是用于流通的货币吧，没有发行该币的银行，按规定和惯例，那就不能上市流通的。

所以，他想还要去找老冯，是否还弄得到这种金元，也想了解更多的金元细节。这对于研究其收藏价值是非常有用的。

就在这时，对后来破获美军中校侵吞中国黄金60公斤的关键人物之一出现了，这个人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军统头目戴笠。

戴笠为啥要找郑仁沅？

难道戴笠知道郑仁沅获得了一个“大宝贝”？

答案是否定的。

原来，郑仁沅的一家，还是戴笠的恩人。

当年，戴笠在上海滩尚未发迹时，郑仁沅的老爸郑裕康在上海已经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一天，在上海滩还是个“小瘪三”的戴笠，以“浙江老乡”的名义向在上海街头偶遇的郑裕康搭讪攀谈，借以获得一个做季节性“跑街先生”的机会。

后来，戴笠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郑仁沅的老爸又赠送了若干大洋作为盘缠。

再后来，戴笠发迹了，做了军统头目，位置再高，但是，他一直记着郑家对他的恩情，他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郑家老小，更称郑仁沅为“世兄”。

在上海滩，更没有几人敢对郑家怎么样。

郑仁沅忽然接到戴笠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国际饭店，立刻派车去郑家把郑世兄接去见面。

郑仁沅带上了那枚“奇怪”金元，想请见过大世面的“世兄”戴笠给鉴定一下。

郑仁沅把那枚金元掏出来放在桌上，话还没有说。

戴笠根本对这枚金元没有兴趣，只是说他请郑仁沅过来的来意，抗战已经胜利，军统接收的敌产物品以及接下来办理惩办接收中有人乘机贪污受贿的案件中肯定会有较多的古董，这就涉及案值多少。他想来想去，这个角色非世兄了。

正事聊完，戴笠随手拿起桌上那枚金元看了看。

这样看，戴笠忽然神色倏变。

“世兄，你怎么会有这东西？”，戴笠急切地问道。

郑仁沅贸然发问：“应该是中国铸制的吧？

戴笠问道：“世兄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郑仁沅一五一十说明了来历。

“这东西对我有用，请世兄送给我行吗？”，戴笠礼貌地问道。

郑仁沅当然同意了。

戴笠为什么对这枚金元感兴趣呢？

原来，当前二战快要接近尾声时，日本军队在世界各地节节败退，驻扎在台湾的日军为了鼓舞士气，开始计划铸造金币，激励士兵勇敢战斗。

1944年初时，军统香港站从一位英国高级技工那里偶然得到一张图纸的照片，那就是眼前这枚金元的正反面以及圆形边框表面一角的横面图。

军统香港站得到图纸的照片后，作为重要情报立刻送交重庆军统总部。

戴笠还将此情报做了报告，老蒋还深以为然，并在重要会议上以此情报内容为例作了一段讲话。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收到过与此有关的情报。

此时，戴笠突然看到这枚成品的金元，能不激动吗？

当晚，戴笠向台湾的局本部工作小组发出电报。

要求查一下该金元是否确实已经由当时的驻台日军铸制出来，如果铸造出来是否作为奖金颁发给日军官兵了。

两天后，台湾工统回电：

1， 本年4月铸制成功，共铸4000枚。

2， 日军方面未曾使用过；

3， 目前，有2000枚已被台湾省主席长官公署接收，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中，待还都南京后解交中央。

还有2000枚到哪里去了呢？有内鬼！ 戴笠看了电报，寻思这倒奇怪了，难怪会在上海见到这种金元。

戴笠马上下达指令，迅速调查。

当时，上海滩正是军统的地盘，查案顺手到来。

军统情报员马上找到摊主冯菊生（老冯），老冯交代是一个叫朱逸君的人卖给他的。

朱逸君是青帮中人，资格比较老，跟杜月笙是平辈。军统中的一般小罗罗还没有资格直接对话朱逸君。

军统只好请警司袁冰出面跟朱逸君打招呼，说要去拜访他。

朱逸君道出了其获得金元的原委：老婆惜财，他是怕老婆出了名的，而他又有一个嗜好：赌博。所以，他的赌资是从一个徒弟叫钟金根的那小子献上的，就把金元卖给老冯了。

钟金根是静安寺一带的瘪三头儿，平时以向活跃在那个区域作案的小偷、扒手收取保护费为生。

他供称：他那枚金元是一伙扒手的头目绰号孝敬的。 找到那位扒手后，他供金元是他在11月一天晚上，于“百乐门舞厅”门口从一个青年男子那里扒窃所得。当时扒得的是一个钱包，这枚金元是放在钱包里的。钱包里还有一些钞票、一本中央银行的存折、一张女人照片、一张公交月票。

很快，那个在“百乐门舞厅”门口被偷走金元的男子被查了出来。

这个人的名叫黄在义，是台湾旅沪做土特产生意的商人，他有个哥哥名叫黄在荣的也是商人，最近被随同10月上旬建立“前进指挥所”的国军一行赴台的一个美国军官聘为译员。

戴笠阅读这份情报后，对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估断，认为短缺2000枚金元的原因应该与那个美军军官有关。

对案情进行分析后，军统所是逮捕已被囚禁于战俘集中营的原驻台日军第十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日军少佐田原佐。田原佐是日军方面筹制涉案金元的负责人，对金元的来龙去脉甚为清楚。

原来，1945年10月5日，美国陆军驻台湾联络组（简称美军联络组）的民政主管（Civil Affairs，部门代号G5）艾文思中校，随同台湾省“行政公署前进指挥所”抵达台北。

艾文思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在民政事务上，例如美金的汇率以及台币的发行，转达美国官方的意见（advise）；同时也应美军总部的指令，所谓调查台湾省战后萧条的经济，尤其是粮食供应的问题。

艾文思下机后在一次台湾银行的会议中，咨询有关台湾黄金的储备量。台银主管当场回答说：完全没有。

但日军主管经济事务的原田佐少佐（少校），于次日向总部查询后回报：台湾日军（第十方面军）握有120公斤的黄金，但这些黄金与台银无关，也不在账册上。

艾文思闻讯后，顿时兴起了贪念；于是，他趁着中国忙于接收台湾回归之际，又仗着美军联络组民政事务主官的官威，在往后的一个多月中，瞒上欺下地侵吞了其中的60公斤，共计1998枚金币；并于1945年11月间，借着差旅之便，和另外一位不知情的同事爱隆生上尉，分3次将黄金偷运到上海，并在当地台籍商人黄在义的协助下（联络组翻译员黄在荣之弟），于南京路大森银行等处，将金币脱售，共得赃款约10.6万美金（大约相当于2022年的163万美金）。

黄在义到案后，对一应情况作了交代，其内容与胞兄招供的一样。

对自己人可以直接抓捕，但是，对于美国的中校，老蒋犯难了，美国人可不能得罪啊！

最后，戴笠告辞时，说了一句：“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 可是，等到相关部门跟军统局完成案件材料交接，组建交涉小组后，已是1946年2月，艾文思也已退役逃回美国了。

这件丑闻，直接向美国人开不了口。

1946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负责人陈仪，写了一封信给美军联络组组长顾德理上校，礼貌的 询问：怎么中方所收到的黄金数量和日军报上来的数字相差了这么多。

顾德理认为兹事体大，更是脸面问题，立刻约谈了日方相关的经手人，并且展开调查；才赫然牵出了台湾光复后第一桩的贪污大案。

1946年5月10日，美军联络组在完成了原定的任务后，撤离台湾。案子于是就交由上海美军的调查处（CID）来侦办。此时，嫌犯艾文思已经退伍。美军调查单位只得于完成调查以及收集到相关证据后，于1947年交由美国司法部接办。

1947年5月17日，联邦调查局（FBI）于加州艾文思家中，将其逮捕；而后于1947年11月2日由洛杉矶联邦法院开庭审判。据当天美国新闻报道：被告所盗卖金币中的97%，已经（从上海的银行或银楼中）寻回，但仍有数十枚却始终无法寻获。

1947年22日再次开庭，宣判结果是：艾文思犯职务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判刑前羁押期按每日折抵刑期两天予以折抵，服刑时间满一半刑期即予假释；涉案赃款赃物悉数没收，归还原主中国政府。

这件案子堪称是台湾光复后第一件的贪污大案。犯案人美军中校艾文思，其作案手法的大胆与粗糙，在在看出他的自大与骄傲。而为了脱罪，他所捏造的一些荒谬情节，更看出了他卑劣的人品。

本案中金币储藏、取得以及移交的地点，分别分布于台北XXX方圆5公里以内；上海贩卖黄金的相关场所，则座落在南京路东西3公里的范围。公元2000年以前，自博爱路底进入台北植物园后门，在左前方不远、紧临园区地界线之外 （台银房舍区），可以看到3座旧时代的建筑；它们竟然和原田以及艾文思作证时所描述的藏金地点相似。根据原田的证词，1945年11月的某一段时间，其中的一栋，曾经被用来作为当时日军军需部（Supply Department）的保管库；也曾经短暂地存放过本案中的3箱黄金。如今，这3座建筑物早已被拆除，而盖上了台北著名的顶级豪宅──松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