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员黄包车」1931年上海黄金大劫案(民国黄金大劫案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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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诶，你们知道曹家渡码头的那场黄金失窃案吗？”

上海一所监狱内，一个因犯事被关进监狱的老警察无意间同正在闲聊的狱友，提起了十几年前的一场黄金大劫案。

“我被关进来前，有个什么上级派来的专案组正在调查这件事，还把上海的老警察都询问了个遍，要是谁能提供线索，别说减刑了，估计还能立个大功呢。”这个老警察随口说的一段话，在狱中逐渐传播开来，传到最后，这段话甚至变了味，说是这名被关进来的老警察不是犯了事，而是中央派来的，为了揪出狱中偷黄金的人，还说要是谁能提供线索，就能放他出去。

这样一来，狱中的人纷纷猜测谁是犯罪嫌疑人，就在这段话被传开的第二天，犯人冯某陷入了纠结当中，他在犹豫。没过多久，调查组赶往了这所监狱，犯人冯某揭发自己一位名叫吉家贵的表哥，可能正是十几年前那场黄金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那么，这场黄金抢劫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过了十几年还在追查？

一、黄包车上抢黄金

1931年，上海曹家渡码头附近，一辆黄包车载着一位昏昏欲睡的乘客缓慢地向前走着，不知是车夫的力气太小，还是已是深夜，车夫太过于疲惫了，在上一个大坡时，车夫很是吃力。

见车夫实在是上不去这个坡，车上的乘客欲下车帮忙推一把，这时，车后面来了两个推车人，见此情形，乘客又安稳坐了回去，准备在路上小憩一会。

意外却发生了，推车人竟拿出了一个毛巾紧紧捂住了乘客的口鼻，乘客挣扎了片刻，就昏厥了过去，显然，毛巾上被撒了迷药。

见乘客不再挣扎，黄包车车夫竟上前和推车人交谈了起来，他们竟是一伙的。很快，在黄包车车夫的指使下，推车人打开了乘客随身携带的大箱子，“这个箱子里肯定有东西，刚才他上车时我刚想上前帮他拎，他反应很强烈，肯定少不了值钱的玩意儿。”黄包车车夫丑恶的嘴脸在此刻完全暴露。

两位推车人打开箱子后，在箱子内一通乱翻，这时，一个被放在最下面的一个铜盒掉了出来，黄包车车夫一个快步上前，将铜盒捡了起来，“好家伙，哥几个，这些够我们花一辈子了吧。”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后，黄包车车夫和推车人立马就离开了。第二天，等到迷药药劲过去后，乘客才慢慢睁开了眼，随后，他便发现自己遇到了抢劫犯。

黄包车车夫就是开头提到的吉家贵，他曾伙同其他人偷走铜盒放着的120两黄金。

当时的吉家贵是个整天无所事事的混混，每天都和一群臭味相投、不干正事的街头混混打交道，还和两个名叫阿古和阿克的两个混混拜了把子，整天喊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突然有一天，吉家贵弄来了一辆黄包车，找到阿古和阿克，说要带他们两个发财。当时，看见拉着黄包车的吉家贵，阿古和阿克只是以为吉家贵新鲜感上头，想要拉黄包车玩玩，没想到，吉家贵发财的方式不是靠拉车。

吉家贵拉的黄包车是从开头提到的犯人冯某家里借的，这辆黄包车已经有些年头，能够拉人已经不错了，而吉家贵还车时却还了一辆新的黄包车，之后，吉家贵就再也没和冯家联系过。

据犯人冯某交代，吉家贵从那之后不知道从哪弄了一笔钱，开了一家店，做起了生意，还越做越大，可是，一向无所事事的吉家贵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赚那么一大笔钱，能够开一家店。在这其中肯定有蹊跷，因此，在冯某听说曹家渡码头的那起黄金抢劫案时，他就想到了吉家贵。

根据犯人冯某提供的线索，调查组当即前往吉家贵家里，将吉家贵家里和名下的商铺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最终，搜查人员在吉家贵的家里找到了一个上了年头的铜盒子。

在调查组的质问下，吉家贵始终不愿开口说这个破铜盒的用处，事出反常必有妖，调查组当即将铜盒收缴，押走了吉家贵。不久后，这个铜盒被当年造这个铜盒的老铁匠确认，这个铜盒就是当年用来装黄金的盒子。

铁证面前，吉家贵将自己的犯罪过程全部交代，一并供述的还有当年的同伙以及黄金的去向。

在吉家贵的供述下，调查组连夜抓捕了阿古，没收了用黄金打造的所有首饰，另一个犯罪嫌疑人阿克，早年参军抗日牺牲了，其父母还主动将当年儿子交给他们的两根黄金上交。

那么，这120两黄金从何而来，又有何用？为何在19年后，中央仍在追查。

二、“快”字七笔运黄金

实际上，这120两黄金是当时苏区拨给上海党组织的一笔经费，这笔经费对于当时惨遭灭顶之灾的上海党组织来说格外重要。

1931年，一场我党历史上最惨重的叛变：顾顺章（中央特科高级领导人）公然背叛党组织，无数名地下工作者因此被捕，在这种情形下，上海的党组织急需一笔钱，一方面来打通关系营救被捕人员，另一方面用来买药和维持生活。

可是，当时的苏区也面临着同样艰难的局面，国民党的封锁，十万红军的生计，根本没有钱能够援助上海。最后，在众人的帮助和群众的捐赠下，苏区终于东拼西凑到了一些黄金，并找人做成了12根金条。

可以这么说，这12根金条是上海同志等着救命的钱，时不我待，必须马上想办法送到上海。怎么送？如何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运送这12根金条，成了大难题。

当时，从苏区到上海这一路共有七个地下交通员，要想保证不再任一环节出错，这七个环节必须万无一失，时任苏区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林伯渠想到了一个办法，“保密＋信物”，他找到了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请木匠做了一个与象棋没多大差别的印章，上面刻着一个“快”字，在做好之后，他提出了一个令木匠感到诧异的要求，把这个“快”切成七块，要求按照字的笔画来切。

尽管木匠不理解林伯渠的想法，但是，木匠知道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很快，木匠便制作完毕。

在拿到这七块木块后，林伯渠就将其作为信物分别寄到了七位地下交通员的手中，为了保证黄金的安全，与这七块信物同时到达地下交通员手中的还有七个钥匙和七个与钥匙不配套的锁。

对于这次的黄金运输来说，这七个交通员也无权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更无权打开箱子查看，他们只有一个权力，自己安排运送铜盒子的方法。但是，他们只能且必须保证完成这项任务。

此外，林伯渠还要求这七位地下交通员在确定互相的身份后，还要确认对方手中的信物，并且在钥匙能够打开接头人的锁之后，将接头人的信物收走，返还给组织，并再次进行确认。

然而，即便在如此严密的环节中，还是出了纰漏。

1931年11月6日，装有120两黄金的铜盒子被送出了苏区，按原定计划，在一个半月后就能收到上海传来的消息。可是，12月22日的苏区，却收到了上海党组织询问经费何时能够送达的消息。

起初，苏区只是以为黄金还在路上，尚未送达而已。直至1932年元旦，上海党组织再次传来没有收到经费的消息，时间早已超出预设时间，肯定出事了。

前六位的信物都被传回了组织，问题肯定出在了第七位交通员身上，苏区当即回复上海地下组织，“第七位交通员有问题，速查！”等到上海地下组织调查时，才发现根本查不到关于第七位交通员的任何线索。

由于这一变故，没有及时拿到经费，上海党组织失去了11名并肩奋战的同志。

难道第七位交通员携款潜逃了？这一疑问困扰了毛主席18年，毛主席坚信这其中定有蹊跷，绝不会是交通员拿着钱跑了。

三、19年后寻黄金

在建国后，毛主席便将调查120两黄金消失案的任务交给了“罗长子”。

“罗长子啊，我这次想交给你个任务，了了我一个心结。”，在1949年11月的某天，毛主席将罗瑞卿请到了菊香书屋内。见到罗瑞卿后，毛主席点燃了一根香烟，讲起了一件18年的旧事。

此时的罗瑞卿刚刚被任命为中国公安部部长，解决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是他上任后的首次任务，他必须完成，“我一定会给毛主席一个满意的答案，请主席放心。”

在离开菊香书屋后，罗瑞卿就安排了下去，成立专项调查组，立即开展调查工作。时隔18年，这场黄金离奇失踪案再次被提起，毕竟年代久远，很多人和物早已物是人非，要想找到线索简直是难上加难。

最终，罗瑞卿决定，还是要着重查找第七位交通员，那么，就要从第六位交通员刘志纯入手。

在调查组找到刘志纯后，经询问，得知刘志纯与第七位交通员是在一家“汉源旅馆”碰的头，两人在互相查看信物，打开锁后，就分开了。因此，刘志纯也无从得知第七位交通员的去向，仅仅有“汉源旅馆”这一条线索。

不拖延时间，调查组很快就找到了“汉源旅馆”所在地，庆幸的是，这家旅馆还在经营。可是，线索却在这家旅馆被迫中断，第七位调查员并未住在这家旅馆。随后，调查组查遍附近所有旅馆，都没有任何关于第七位交通员的线索。

苦心人天不负，就在调查组准备离开时，一位当地人提到了当地的一家保安团内部招待所。这是调查组最后的希望，调查组连忙找到这个位置偏僻的招待所，并找到了第七位交通员在此留宿的信息，一名姓梁的药工。

据药店老板所说，这个药工在18年前就走了，一家人都搬走了，也没有说要去哪，此外还提供了一张照片。

调查组没找错人，这个姓梁的药工就是当时的第七位交通员。

有了具体的身份信息后，调查组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姓梁的交通员，在调查组找到他时，他一家的生活很是艰难，显然不是他携款潜逃。

最后，在这个姓梁的交通员的供述下，当初他在拿到铜盒子后，当夜就赶到了上海，然而，在那天夜里意外发生了，铜盒子被抢走了。在铜盒子被抢走后，他因害怕担责任就跑了。

单听他一人的论述，很难使人信服，可是，上海一所监狱传来的消息证明了他所说的情况却是如此。

此时，距离黄金失踪已经过去了19年之久，这场19年前的黄金抢劫案的告破，以两位犯罪嫌疑人皆被判处死刑，梁交通员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