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的比喻修辞「钱钟书写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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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对比喻这种修辞手法情有独钟。在《谈艺录》、《管锥篇》等学术著作中，钱钟书一再对比喻发表看法，并且颇有些道人所未道之处。在自己的写作中，钱钟书也特别热衷于运用比喻。在表达学术观点时是如此，在从事散文、小说这种文学创作时，就更是如此。夸张一点说，钱钟书是三句话不离比喻。一般人在写作时，都会偶尔借助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感觉、思考。但像钱钟书这样喜欢用比喻者，却很少见。至少在中国现代以来的学者作家中，难以找到在比喻的运用上堪与钱钟书媲美者。一般人笔下的比喻，是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想到的，或者是在不用一个比喻就无法传达自己的某种感觉和思考时，才去寻求一个喻体。这样，在一般人笔下，比喻也就不会出现得太多。而钱钟书不同。读钱钟书著述，可以明确感觉到他是在刻意运用比喻，甚至让人觉得他不轻意放过一次可以运用比喻的机会。当然，也让人感觉到钱钟书十分善于运用比喻。这种情形，在长篇小说《围城》中表现得最充分。读《围城》，你能感到作者时时刻刻在想着怎样为笔下的事情找到一个（或几个）喻体。某种意义上，《围城》是钱钟书的一场比喻大表演，或者说，是钱钟书在大过比喻瘾。如果把《围城》比作一座“围城”，那它几乎是用比喻之砖砌成的。　　陈子谦先生的厚厚的《钱学论》（修订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共分上、中、下、末四编，其中下编即是“钱学比喻论”，在结构上占了全书四分之一，对“钱学”中的“比喻学”可谓论说甚详。田建民先生的论文《钱钟书比喻的特点》（《钱钟书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5月）对钱钟书的比喻运用也做了系统的研究。我没能读到的对钱钟书比喻运用的系统研究或许还有。而我在饫铮荒芰登邮槎员扔鞯难芯浚浴段С恰分械谋扔髟擞锰敢坏懔闼榈目捶ā?br> 　　品味《围城》中的比喻，我有时会想到钱钟书对比喻的某种学理性论述，并觉得他是在创作中自觉实践自己的理论。例如，在《管锥篇》中，钱钟书曾引用弗洛依德的话：“描述心理，唯有出以拟喻。”弗洛依德认为，描写心理活动、尤其是要真切可感地描写那种隐秘、微妙、暧昧的心理状态，只有运用比喻的手法。弗洛依德的这种说法是否偏颇，姑且不论。钱钟书看来是认同这种看法的，不但在对比喻进行学术性研究时引弗洛依德的话为佐证，而且在自己从事文学创作时，也刻意借助了比喻。《围城》中，写到了方鸿渐的失恋。钱钟书几番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把方鸿渐失恋后的心理写得意味无穷。写到方鸿渐刚与唐晓芙闹崩时，《围城》有这样的叙述：“方鸿渐把信还给唐小姐时，痴钝并无感觉。过些时，他才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地心痛，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剌痛。昨天囫囵吞地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工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卧室窗外的树木和草地，天天碰见的人，都跟往常一样，丝毫没变，对自己伤心丢脸这种大事全不理会似的。奇怪的是，他同时又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这段叙述，忽而明喻，忽而暗喻，总之是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表现方鸿渐失恋初始期的心理状态。这些比喻当然是用得很精彩的，尤其说方鸿渐自觉“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可谓极其准确妥贴。初失恋的人，会觉得身外的世界一切如旧又似乎一切都变了。他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天崩地裂，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生活恢复原样------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要写得好不容易。钱钟书把这种状态中的方鸿渐比作在阳世游荡的孤鬼，也算别出心裁。　　失恋初始期过去后，内心会趋于平静，但痛苦并未消失，而是潜入了内心深处，一被触动，仍然痛如锥心。如果也用一个比喻的话，不妨把失恋的痛苦比作一条蛇。一开始它在心的表层剧烈地扭动、凶猛地撕咬；时间或长或短，它终于累了，于是便钻入心的深处潜伏着，不惊动它，它或许能与你相安无事，但一被惊动，它又会愤怒地扭动一番、撕咬一番。当方鸿渐与赵辛楣、孙柔嘉们结伴赴三闾大学时，他心中的那条蛇已有些累了，开始歇息。在船上，当赵辛楣说到在苏文纨的婚礼上见到唐晓芙，并说没有提到方鸿渐时，钱钟书写道：　　“那最好！不要提起我，不要提起我。”鸿渐嘴里机械地说着，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鸿渐这时候只暗恨辛楣糊涂。　　失恋者，尤其是失恋未久者，其实是非常渴望知道对方的情形的。刚刚离开上海的方鸿渐，当然也非常想知道唐晓芙现在怎样看待自己，是否还想着自己。当赵辛楣说不久前见过唐晓芙时，方鸿渐大为兴奋；而当赵辛楣说并未提起自己时，方鸿渐又大为失望。钱钟书连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方鸿渐始而兴奋继而失望的心理。方鸿渐虽然未能得到想等到的信息，但心中那条本在歇息的蛇却被惊动了。钱钟书这样写方鸿渐此刻的心理状态：“鸿渐这时候，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的追赶，所以讲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方鸿渐想把被惊醒的痛苦摆脱掉，所以拼命说闲话。钱钟书说方鸿渐的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这已属奇思妙想；接着又把方鸿渐的说闲话比作抛掷拦阻痛苦的障碍物，就更让人拍案叫绝了。钱钟书借助种种比喻来描绘方鸿渐失恋的心理，真可谓曲尽其妙。　　对文艺作品中“通感”现象的揭示，算得上钱钟书的一大功绩。所谓“通感”的文学表现，其实也是比喻手法的运用。在《通感》这篇论文中，钱钟书说到了“通感”的一种表现：“听声类形”。《乐记》中有“上如抗，下如坠”之说。用“抗”和“坠”来形容声音的高低抑扬，便把声音视觉化了。钱钟书指出，对“抗、坠”的最好描写，是《老残游记》中写王小玉说鼓书的那一段，并做了这样的引用：“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根钢丝似的，抛入天际。------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曲折。------仿佛由傲来峰西面，攀登太山的景象，------及至翻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愈唱愈低，愈低愈细。------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老残游记》中这番对声音的描写，看来令钱钟书十分欣赏，以致于影响到他自己的创作。在《围城》中，钱钟书曾这样写方鸿渐的鼾声：“那声音哗啦哗啦，又像风涛澎湃，又像狼吞虎咽，中间还夹着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忽高忽低，袅袅不绝。有时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细得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么像过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赵辛楣剌激得神经给它吊上去，掉下来，------”这段话与《老残游记》中那一段对声音之“抗、坠”的描写，应该说是很像的。不能说钱钟书刻意模仿了刘鹗，但说他无意间受了刘鹗的影响，总不无道理。　　语法修辞类的教科书，在说到比喻的作用时，总首先强调化抽象为具体这一点。陈子谦先生在《钱学论》中，也强调了比喻“以具体表示抽象、化虚为实”的功能，“为什么用了比喻就有了诗意？因为比喻具有形象化具体化的特征，有特定的形象，就有特定的情境、意境、画面或境界，虚的变成了实的，死的变成了活的。思想、情感、心态，往往不可捉摸，是抽象的，只有用语言文字将它具像化：物化、情境化或画面具体化，才可见可触，可赏可鉴。”（第463页）陈子谦先生自然要举例说明钱钟书是怎样以比喻的方式化抽象为具体、化虚无为实有的。在《围城》中，钱钟书的大量比喻确乎都遵循着修辞学所确立的原则，即化抽象为具体、化虚无为实有。但偶尔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外，即以比喻的方式化具体为抽象、化实有为虚无，并且也同样富有“诗意”。例如，唐晓芙初次出场时，钱钟书写道：“她眼睛并不顶大，或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女人的大眼睛”是具体的，是实有的，政治家的“大话”则是抽象的、是不可捉摸的，当钱钟书把“大眼睛”比作“大话”时，分明是在化具体为抽象、化实有为虚无了。然而，要说明某类眼睛的大而无神、“大而无当”，却又难以找到比这个比喻更好的方式了。例如，《围城》中这样写到沈太太：“沈太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牙齿上的“红痕”是具体可见的，侦探小说中的“线索”则是抽象飘渺的，可钱钟书却用抽象飘渺的小说“线索”来比喻牙上的“红痕”。例如，《围城》这样写“哲学家”褚慎明：“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我们记得，钱钟书曾把“大眼睛”比作政治家的“大话”，这回，则把“大眼珠”比作谢林的“绝对观念”。比起政治家的“大话”来，谢林的“绝对观念”是更为抽象虚无、更加难以把握了。但这个比喻用于小说中的褚慎明这个人物，却又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觉得讽刺得高明。例如，《围城》这样写方鸿渐们赵三闾大学途中遇到的那个妓女：“那女人------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把抽象的“胸襟”作喻体，来说明“牙根肉”的“块垒不平”，恐怕也只有钱钟书这样的人才想得出。------举了这几个例子，是想指出，钱钟书在比喻的运用上，确有过人之处。而修辞学关于比喻功能的界说，也不是绝对不可违背的。（田建民先生在《钱钟书比喻的特点》一文中，指出钱钟书有“用抽象的观念作喻体”的“特点”，我以为如此概括稍欠准确。“政治家的大话”、“谋杀案的线索”、“侠客的胸襟”等都未必是“抽象的观念”。）　　《围城》中的许多比喻，表现了一种钱钟书式的“书卷气”。《围城》中也有许多比喻，表现了一种钱钟书式的“刻薄”。有时候，“书卷气”和“刻薄”是交融着的，便让人感到那种“书卷化的刻薄”。“书卷气”当然没什么不好，“刻薄”也常常恰到好处。但偶尔也让我觉得“刻薄”得有些“过”。例如，这样写沈先生：“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下痢的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些。这样的比喻，有些令人作呕。当然也就不可能让人细细品味了。我以为，即便是写那种十恶不赦之人，都不宜如此“刻薄”地写他们的生理特征。不知研究“钱学”的专家们以为然否？

文/王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