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则言不顺。合法的身份是业务合法性的基础。银行有《商业银行法》明确身份，证券公司有《证券法》保护，基金公司有《证券投资基金法》。P2P的身份是什么？有什么法律明确规定？

对私募基金来说，2012年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纳入法律，将争议较多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排斥在外。目前对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最高法律渊源来自证监会2014年发布的部门规章《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简称“暂行办法”）。证监会和很多市场机构试图将私募股权基金纳入《基金法》而不可得，退而求其次想制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但是征求意见稿自2017年发布至今已近5年，仍在难产中。

私募股权基金无上位法导致证监会对行业监督权力的不完整。比如，一旦要对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做出处罚，依据的只能是自己制定的《暂行办法》和《行政处罚法》，对管理人处罚的上限也就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万元。这对于上亿规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来说完全打不到痛处。

所以，红岭创投自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就冒着风险。一旦没有本行业的上位法律保护，只能受《刑法》惩罚了。

二、监管权力的划分：单一监管部门还是多头监管？

我国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监管，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期货等行业都有法律明确规定，监管机构则由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分头把持。

除此之外，在实践中，行业几个部门对金融机构可以实施部分或全面的监督，比如发改委、金融局。

对私募基金来说，现在实际实施的是金融局、证监会双头监管。尤其自2021年开始，各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工商注册需要当地金融局、证监局前置审批，让这一监管局面更加明确。金融局的监督还体现在风险处置上，对出风险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采取约谈、汇报材料等措施。

双头或多头监管会增加被监管机构的成本，事前审批被审核两遍，出风险后汇报两头。两部门互联互通关系不顺畅的话，不利于行业长期稳定发展。

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口”监管部门是谁？向谁投诉举报？向谁维权？

对P2P行业来说，现在是烫手山芋，金融局和银保监会都不愿管，这给投资人带来麻烦，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投诉。

三、监管的覆盖范围：能力有多大？

对监管机构来说，首先要考虑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有多大。往大了说，这涉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应该管多少？哪些是政府应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法律上应该有明确规定。

对P2P行业来说，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私募股权基金来说，部门规章的层级显然还不够高。

其次是很现实的问题，有多少人手实施监管。公务员体系虽然已经很庞大，有些部门人浮于事，但是从监管机构角度来说，人手似乎永远都不够，因为总有新的业务不断涌现，需要新人干活，同时旧部门却很难裁撤。

对私募基金来说，证监会原来设置私募部，2020年将私募部与打非部合并为市场二部。各地证监局也没有独立的私募基金监管部门，一般放在综合部监管。私募部与打非部业务合并，意味着监管机构将私募部与打非联系在一起，对私募基金来说不是好事。这也意味着，部门人员没有专门处理这个行业的人手，只能混同。私募基金20万亿的市场，监管机构怎么管得过来？

四、监管部门处理问题的几个原则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实践经验，我们总结了几条监管部门处理问题的办事原则，仅供参考。如果与事实不符，请不要较真。

1、先司法后监管，如果相关人士已经走司法程序，监管基本先搁置；

2、优先处理有投诉的案件，监管机构一般不主动揭发；

3、涉嫌严重违法行为的，会移交司法机关；

4、处理问题的标准并不统一，处罚前会综合考虑对市场的影响，评估风险的大小。解决风险、化解风险是出发点，解决不了的风险才会戳破。

结论：

不要完全指望监管解决所有问题，有的问题是靠市场解决的；

大部分问题只能事后解决，事前评估及事中风险管理主要还是靠参与主体自己解决；

投资人如果想向监管求助，可能难以实现，但是监管可以在业务上对违法违规行为定性，便于投资者通过司法途径获得胜诉。当然，胜诉不代表最终获得赔偿；

行业机构如果想规避监管处罚，除了尽力规避市场风险，最重要的是合法合规经营、流程完善。

最后向监管提两条建议：

第一，发动市场监督力量，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将一定比例的罚金奖励举报者；

第二，建立和解制度，根据举报线索，简单核实后，通知被举报违法机构是否和解并缴纳罚金。

这种安排有利于减轻监管部门查处压力，缩短处罚周期，同时大额罚金对公司和个人形成震慑力。这类和解制度适合违法违规行为较轻的情况，对于严重违法违规，甚至触犯刑法的行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和解制度并不影响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只是公司自己认错和解。